101年前初冬的一個子夜，1920年12月1日，長沙文化書社，青年毛澤東寫下“而于和森的主張，表示深切的贊同”。

這是一份復函，寫給遠在法蘭西留學的蔡和森。

留法期間，蔡和森接連給毛澤東寄去11封長信，第一封寫于1920年8月13日。因郵路不暢，這封極為重要的信件，書寫在法國盛夏，收悉于長沙初冬。

“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，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(xiàn)世界對癥之方，中國也不能外此。”抵法國不及半載便“猛看猛譯”馬克思著作的蔡和森靈光一現(xiàn)，“我以為先要組織黨——共產(chǎn)黨”，只因它是“革命運動的發(fā)動者、宣傳者、先鋒隊、作戰(zhàn)部”，進而寄望于毛澤東“在國內(nèi)不可不早有所準備”。

對這一破天荒的倡議，毛澤東在1920年12月1日的復函中“表示深切的贊同”。在1920年9月16日的信中，蔡和森向毛澤東提議“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(chǎn)黨”。這是史上首次以系統(tǒng)的建黨理論和建黨原則命名所要建立的共產(chǎn)黨為“中國共產(chǎn)黨”。毛澤東謂之“見地極當，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”，并欣然告知蔡和森，“黨一層陳仲甫先生（即陳獨秀——筆者注）等已在進行組織”，而“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《共產(chǎn)黨》，……頗不愧為‘旗幟鮮明’四字”。

相約建黨，身處歐亞大陸兩端的“東毛西蔡”堪比“南陳北李”。陳獨秀與李大釗是同人相約，毛澤東與蔡和森則為同窗相約。

“吾鄭重語君，二子海內(nèi)人才，前程遠大。君不言救國則已，欲言救國必先重二子。……毛蔡二君，當代英才，望善視之！”楊昌濟彌留之際給摯友章士釗寫下托孤之言。在追求最新民本主義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，1915年9月，毛澤東化名“二十八畫生”張貼《征友啟事》。雖應者寥寥，卻為“當代英才”之聚。

然而，彼時中國為這群“當代英才”所痛徹：“國家壞到了極處，人類苦到了極處，社會黑暗到了極處”（毛澤東《民眾的大聯(lián)合》）。以“革新學術(shù)，砥礪品行，改良人心風俗”為宗旨，以“不虛偽、不懶惰、不浪費、不賭博、不狎妓”為紀律，1918年4月14日，在長沙劉家臺子的蔡和森家，應征的12位學友及召集人毛澤東攜手共創(chuàng)新民學會。與會的羅章龍即興吟道：濟濟新民會，風云一代英。

“恰同學少年，風華正茂；書生意氣，揮斥方遒”。為“明明德”“新民”“止于至善”（《禮記》）而“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”；為“匡復有吾在，與人撐巨艱”（蔡和森《少年行》）而“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”；為實現(xiàn)革命理想而“中流擊水，浪遏飛舟”（毛澤東《沁園春·長沙》）。

“欲動天下者，當動天下之心，而不徒在顯見之跡。”而“動其心者，當具有大本大源”（毛澤東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）。青年毛澤東所言救國救民之“大本大源”何處尋？

毛澤東與蔡和森商定，分頭打開“各方面的‘陣’”，在各方面培育“打先鋒的人”：一個“出洋”，“散于世界各處去考察”；一個“暫不出國去”，“在國內(nèi)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”（毛澤東1920年2月致陶毅信）。毛澤東率先在湖南發(fā)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，并先后四度抵滬為赴法勤工儉學生餞行。最令毛澤東動容的是，時年54歲的蔡母葛健豪攜子女蔡和森、蔡暢以及未來媳婿向警予、李富春一并留法，被譽為“中國女界之創(chuàng)舉”，亦由此成立新民學會法國支會。

鑒于這群“打先鋒的人”打開“各方面的‘陣’”，在1921年1月由毛澤東主持的新民學會新年會議上，決定改學會宗旨為“改造中國與世界”，以“激烈方法的共產(chǎn)主義”為手段。唯有胸懷中國與世界，這群三湘學子才能跟隨毛澤東在《湘江評論》創(chuàng)刊詞中疾呼：“天下者，我們的天下；國家者，我們的國家；社會者，我們的社會。我們不說，誰說？我們不干，誰干？”

北上赴京聯(lián)絡(luò)赴法勤工儉學事宜之途，蔡和森尚且感慨“雖無魯陽戈，庶幾挽狂瀾”。而隨著連通歐亞大陸的同窗兩地書頻頻，新民學子已手持“魯陽戈”——馬克思主義這個“大本大源”。恰如青年毛澤東1917年8月23日致信恩師黎錦熙：“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，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？天下之心皆動，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？天下之事可為，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？”正因為新民學會“經(jīng)綸天地之大經(jīng)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”（《中庸》），在接受埃德加·斯諾的訪談中，毛澤東稱該會“對中國的事情和命運產(chǎn)生了廣泛的影響”。

“1920年”，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代表登記表的入黨時間一欄，毛澤東慎重填寫這個年份。那是“崢嶸歲月稠”的新民學會時代：岳麓山腳，湘江側(cè)畔，橘子洲頭，“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，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，翻天覆地，扭轉(zhuǎn)乾坤”（毛澤東《心之力》）。